综上，机关的独立性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行使必须具有宪法依据，不能通过将其自身概括界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或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一部分来主张更多权力。
此种张力，本质上是民主与效能之间的张力。二、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 学界通常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是经常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一部分。
将彰显基本价值决定的规范制定权，保留给具有更强的实质民主正当性、在构造与程序上更适合作出价值决定的全国人大，是民主原则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的有序推进，对国家法律的制定提出了数量与质量的双重要求，而这都要求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能够实现常态化、专业化运作。但是，根据第67条，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仅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还有权解释宪法，而这后一项内容并没有出现在第62条之中，这就为进一步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监督权提供了线索。这种职权的配置难以用功能关联性原理来解释，因而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的身份，则预设了一个具有高度专业性、职司规范适用的机关形象。
根据监督的依据及对象，广义的宪法监督可区分为四种形态：（1）基于政治意志对政治意志进行监督，如基于选民意志，监督、罢免国家工作人员。一般认为，宪法实施在性质上有政治性的宪法实施与法律性的宪法实施之别。（三）公共行政新范式的影响 在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历史上，公共行政改革常常是行政法变迁的前提条件，公共行政变革及其形成的新行政范式也总会构成对行政法的挑战并促使其创新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了宪法与法律委员会的上述建议，为《个人信息保护法》成为数字国家建设的重要基本法奠定了基础。突出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原因在于政府规制职能的微观经济属性和规制专业化的法律定位。但是这种法律转型路径不能全面反映数字化对传统行政法的系统性挑战，它的可取性是有限的。这一转型过程存在着现实性、持续性和不确定性，它对构建结构稳定的数字行政法体系带来了难度。
由无形财产主导的新型市场及其财产关系正在形成。这一问题原来在知识产权方面就本质性地存在，但是由于国际规则等许多制度将知识产权定义为私权利，还由于有的知识产权长期依托于有形财产存在，所以它的法律权利的多面性问题并不突出。
同时，传统法律体系对数字化经济社会的不适应也日益凸显。然而行政程序法却规定必须根据工作过程记录中确定的事实做出决策。只有每张办公桌上都有个人计算机，计算机的运用在政府成为普遍现象，且与局域网链接并可进入互联网的时候，技术才会对组织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共部门的运行方式开始发生转变：现在技术正被看作公共部门改善其管理水平和为公民提供服务方式的关键因素。（一）传统的行政法教义学体系的作用 对于数字行政法的系统性构建途径，意大利学者认为，它源于德国等大陆法国家行政法教义学框架所具有的对数字行政法的接纳力。
行政法所体现的价值性原则包括：（1）根据公布的标准对个人进行单独处理。本文对价值性原则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涉及和讨论，这里需要强调的有以下三个方面。它们的概念支柱，植根于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植根于国家领土，植根于公私分界，植根于界定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合法与不法的基本概念，正受到进行中的信息和技术革命的深刻挑战。所以，公法与私法分离基础上的融合和共生也是势在必行的，但是应当不断寻找和尝试新的内容和形式，例如，对具有集中性和公益性的平台企业进行规制的新方式、新组织和新制度。
2021年《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个人信息权益与宪法保护的人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直接联系起来，对确定信息权益的法律属性和国家的保护义务具有重要作用。如果在刑事领域都受到谴责和限制，那么普通行政对此种技术的应用就更应当受到限制。
第二类是以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为中心，为公共行政应用数字技术设立条件和界限，设立以最小和必要为特征的法律原则和相关规范。在此，两位教授乐见计算机代码发挥的积极作用，指出了需要改进的缺陷，支持了代码在数字行政法形成中的作用。
第一是数字行政法的系统性框架问题。前述提到的数字治理新范式中，整体型公共行政和基于需求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为公共行政提供了新框架，增加了新价值，反映了数字化过程中公共行政的主要变化。数字政府的规模、网络新时空和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为数字行政法的形成提供了基本条件。（二）不确定性和外部驱动型因素的作用 数字化政府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应用的公共行政转型过程。美国总统2019年2月11日第13859号行政命令，明确提出了以人工智能改革几乎所有行政部门和机构的目标。从比较法上看，优先解决宪法基础问题也是欧盟在发展数字法方面的一个重要经验。
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其中最新的代表性著述有二：一个是2021年意大利学者编辑出版的《一个欧盟成员国的变迁中的行政法：意大利的案例》一书，其中以《技术行政的崛起和走向数字行政法的崎岖之路》为题的文章认为，伴随数字技术引入的规则正在影响行政决策及其程序，这是行政法的核心，也是该文进行深入讨论的对象。
从上述分析来看，政府在行政裁量领域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自动化决策的必要性和风险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在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进行行政规制的行为特点和正义标准。最后，要通过价值原则的提炼和表达方式的多样性来适应技术应用不断迭代的需要。
我国电子政务的国际排名，到2020年大致位居四十多名。这些论述提示我们，无论行政法的自主性及其体系性达到什么程度，行政法对产业形态和社会形态的依存程度都相当高。
在数字化进程中，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的分向发展反映了工业时代形成的法律体系的现实影响力。公共部门数字化建设规模有代表性的地方是浙江省。因此，统一的技术标准是建设高度协同和统一的整体化数字政府的基础，应当对分散的或者各行其是的部门信息化建设体制进行调整。按照休斯的观点，信息通信技术对政府的真正革命性作用，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政府运行中的使用。
这里举出运用这一标杆进行评价的两个例子。这一判断为认识公共行政数字化进程的阶段性提供了依据。
在行政法的发展历史上，数字技术引发的制度变迁是最为广泛和深刻的，它不限于工具性地提供信息化技术支持以提高行政效率，更重要的是通过组织变革和运行机制创新，大幅度地改变公共行政的体制和制度。对传统行政法进行制度更新和构建数字行政法体系，是我国行政法发展的新使命，推进和完成这一使命是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个时代性任务。
能否对信息资本进行有效规制，防止信息资本通过投资平台企业达到垄断市场和控制社会运行的目的，已经成为数字化时代政府规制的重要方面。基于数字技术应用的公共行政新时空，是形成数字行政法的约束性条件。
不过即使达到了上述要求，行政机关在法定的行政裁量的领域进行人工智能自动化决策也应当遵守必要的条件。它是一个庞大和层级分明的企业集团，当跨越机构边界线时获取信息和做出决策的成本很高。政府根据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形成的行为数据，对人的行为性质及其特征进行评估，继而采取的预测性和预防性行政措施是否合法存在严重争议，这其中以利用人工智能生物识别技术对人的监控形成的行为数据的争议尤甚。在公法与私法一体性不断增强的情形下，传统的民商法和行政法都难以完全独立地实现法律规范功能，全球和民族国家的网络法正在悄然改变着传统的法律原则和制度。
从我国目前对数字政府的推进政策，尤其是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中关于数字国家建设的政策来看，建设数字政府的规模和速度有望加快，这包括对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在公共行政的应用领域。这一改革为对在虚拟空间从事跨越国家边界经营的企业进行征税提供了依据。
该报告在结论部分指出：数字政府转型不会以直接或线性的方式朝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发展。如果代码成为行政法的法律渊源，那对传统的行政法将是一个重大的改变。
（3）行政决定必须接受外部行为者的审查，并对公众透明。王锡锌教授分析了个人信息权益的宪法保护问题，他认为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对应着‘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但此种权利并非民法意义上的权利，而是国家履行其保护义务的价值基础与宪法依据，其功能主要在于对抗和缓解‘数据权力对个人信息造成的侵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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